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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之谜私奔地在哪里

发布时间:2021-02-24 12:09:56 阅读: 来源:钛合金厂家

揭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之谜:私奔地在哪里?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西汉文学家,当时蜀郡成都(四川成都)人。他文笔很好,写了《子虚赋》,后来汉武帝看到了,非常喜欢,于是被升任中郎将。司马相如后来还出使过西南地区,对融洽中原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过贡献。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在辞赋方面,他的作品很有文采,还富有音乐感,为汉朝的辞赋形式树立了典范。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有人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间是两情相悦的浪漫爱情;也有人认为是司马相如劫色劫财的骗局。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解读如下。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两情相悦。从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可以看出,卓王孙慕相如声名。将他与县令请到家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心挑逗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记载应是两情相悦走到一起的情爱原型。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其故里为四川蓬安。《史记》说: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以赞为郎(用出资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职)”,可能都在蓬安,说明他在蓬安有相当殷实的家业。“郎”是战国、秦汉时帝王侍从官的通称。相如的具体职务是“武骑常侍”,《史记》“索隐”说:“秩(俸禄)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买得这样的官职花钱不会太少,说明相如家有极强经济实力。

《史记》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相如在临邛是“舍都亭”(不住县令家);相如出行车骑可谓豪华气派,对文君侍者“重赐”可谓出手阔绰,所有这些似乎与“穷”联系不到一起。至于文君私奔到成都,有“家居徒四壁立”的记述。也不能说相如家穷,因为他在蓬安还有家。相如离成都去长安等地做官,成都的家无人居,自然是“徒四壁”;返甸成都自然还是“徒四壁”。

相如担任“武骑常侍”,侍奉皇帝打猎,格斗猛兽。必须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因此,相如应是相貌堂堂、魁梧有力、机智舅敢、动作灵敏、做事千练的人。相如去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他到卓王孙家赴宴,上百人。一坐尽倾”,可说明相如仪表非凡。“都”是美、漂亮的意思。相如不是一般的“都”。是“甚都”(非常美)。因此,当文君偷“窥”,便“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是说恐怕自己配不上(相如)。应该说,相如的俊美丰采征服了文君,使她为之心动、倾倒。文君是美是丑,《史记》《汉书》都未述及。连一般的漂亮都没说。《西京杂记》卷二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美蓉,肌肤柔滑如脂。”或属粉饰之词,不可全信。

汉代倡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此时的相如孑然一身,随时可以娶妇成婚,应是许多名门望族小姐青睐的人选。这是新寡的卓文君喜欢相如的重要原因。

汉代婚制习俗制约了他们相爱。相如与文君两情相悦,就应谈婚论嫁,通过正式媒聘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时“新寡”,是个寡妇,按汉代礼仪、风俗,这显然不成。《西京杂记》载“文君十七而寡”,如果她十五岁出嫁,结婚约2年成为寡妇。史籍未载她生子与否。看来没有生育。《札记·郊特牲》载:“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又载:“信,妇德也。壹之与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按照《札记》的规定,死去丈夫的妇人不能再嫁。西汉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命叔孙通制作礼法。汉武帝采纳博士董仲舒(前179~前10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刘向(前77~前6)撰成《列女传》,用以进行妇教,宣传女德。《列女传·贞顺》有:“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也说女子丧夫终身不能再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汉书·货殖传》也载:“巴寡妇清……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寡妇清能遵守当时的礼制,守寡守业而显天下,俨然是一个贞妇的典型。

汉朝的礼制基本承袭秦制。班昭(约49~120)是《汉书》作者班固之妹,14岁嫁给曹世叔,丈夫早逝,班昭守寡,继父兄续作《汉书》的编修工作。《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有班昭的《女诫》,其中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汪玢玲《中国婚姻史》说:“班昭自己的寡妇身份……如此安份,著书立说,与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迥然不同,一切均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自然备受皇家重视。推为女圣。”

县令应是相如与文君婚姻的撮合人。按照汉代的婚姻制度与婚俗,丧夫的文君不能“二适”(再嫁),要服丧、守寡,至少要三年。新寡的文君要再嫁,只有采用“私奔”方式;而相如应是文君私奔所圈定的对象。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卓老太爷也是支持女儿私奔,重寻归宿的。可是,卓家却不能直接、正面接触相如,因此,县令王吉的搭桥与撮合便应运而生了。

临邛县令王吉与临邛首富卓王孙应过从甚密,是宴席嘉宾。关系之深应超过王吉与相如的关系。但要相如去娶文君,则首先要说服相如;其次也要让文君对相如的相貌与风度满意。此外。更重要的还须瞒住世人的耳目才行。王吉先是利用素与相如“相善”的关系,主动向相如发出邀请:“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按理说,王吉邀相如做客,安排在家居住最好。可是,相如是“舍都亭”,王吉是“日往朝相如”。县令朝见相如,一路车马喧喧。而“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王)吉愈益谨肃”。这些违背人情的举动,应是造势,能达到抬高相如声望的目的。

造势的结果是使临邛富人都知道“(县)令有贵客”,争相设宴请客结交。卓王孙请客就显得很自然了,可是“长卿称病不能往”。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有那么多病吗?这是在卖关子。结果是“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使上百赴宴者望眼欲穿。相如赴宴,姗姗来迟,却获得“一坐尽倾”的效果。这应是王吉导演的效果。

相如赴宴、王吉安排他弹琴,文君得到了“从户窥之”的机会,顿时“心悦而好之”。事件演变到这时,相如这个“私奔”对象,经文君亲眼审核。被最后确认。接下来就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文君深夜逃出家门。卓家的门卫却不知:相如带着文君驾着车队驰归成都、临邛城门竟畅通无阻。第二天清晨,卓王孙发现人去楼空,派轻骑追截,定可追回。可是,他没这么做。待私奔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卓王孙大怒日:‘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意思是女儿违反礼教,该杀。只是“不忍杀”,而实行经济制裁。(是否私下资助?无人得知。)卓王孙大怒。应是瞒天过海策略的一部分:既为掩世人耳目,也为堵塞文君夫家的追责与诟病。

文君与相如私奔成都。居约两年。如果相如真穷,卓王孙真的“不分一钱”,实难生存。约两年后,时过境迁,舆论转淡。两人方到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杂作”。仍然应属“做秀”,同时观察当地民众的反应。当反应不大时,“卓王孙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算是认可了两人的姻缘。曾要被怒杀的女儿,相隔两年就分钱百万,这里面的蹊跷,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们可以设想,就文君而言,其父是赞同私奔的,私奔后的婚姻需要父亲的公开认可,需要社会的认可。她需要“合法性”,这对她的社会生存非常重要:就卓王孙而言,需要改变女儿“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处境,需要恢复父女、母女的亲情关系,在日后相如升迁后可分享荣耀。因此。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只是应选择恰当的时机而已。

事实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文君)驰归成都”,是文君自愿,自己先跑到相如住处,再一起跑到成都的。相如没有“劫色”,更没有“劫财”。他与文君是两情两悦,私奔联姻,而且相爱相守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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