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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讲座真假难辨缘何变陷阱

发布时间:2020-07-13 12:20:58 阅读: 来源:钛合金厂家

社区讲座不规范反映出社区管理的缺位以及社区服务的缺失,而更深层面,则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理念上的缺陷。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在“单位制”逐渐解体,人口日趋老龄化的背景下,社区健康运行日益重要。要让社区成为方便人们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体,还应积极挖掘居民自治的管理能量,善于调动社会各方的服务资源。

“免费课堂”藏圈套

“社区讲座”绑架的是社区管理部门的信誉

退休金不高、物价不低,80岁的张芳奶奶很少从不熟悉的地方买东西,而这次她居然爽快地花了500元。

张奶奶住在北京市牡丹园的某小区。“几天前我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一个治疗腰椎、促进睡眠的健康讲座,我听了一会觉得还挺有道理。”讲座临近结束,“老师”推荐一款场效应治疗仪,并请出“附近用户”现身说法。张奶奶觉得,人家主要是来讲知识的,又不是专门卖产品,也说了可以先试用,7天内没效果可退换货,“说得挺靠谱的。”张奶奶这阵子正为睡眠不好着急,就当场买了一台,“毕竟买的不止我一人”。“治疗仪”用了好几天,张奶奶的睡眠没有任何改善,而办讲座的那伙人和所谓的退货地点,都没了踪影。

张奶奶的经历并非个案。据今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披露,很多伪劣保健品就是通过社区讲座、义诊等渠道,推销给消费者的。除了保健品和医疗产品外,眼下以理财讲座为名,推销保险、基金的“课堂”也常在社区出现。曾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做过大学生社工的朱华告诉记者,有一些老人买了理财产品却没有实现预期收益,甚至折了本,“他们来社区工作服务站求助,我们帮不上忙,也不知该找谁去解决。”朱华说。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小区发现,在一些社区尤其是老年人居住集中的小区,各类以“社区讲座”为名的营销活动十分活跃。比如,在中央民族大学家属区,居民告诉记者,社区前几年有很多讲座,宣传员会在路上拦住居民发宣传单。“后来有人被骗了,我们不再去听。他们干脆摸到你家门口,把传单塞进门缝里。”一位大爷说。

在离中央民族大学不远的法华寺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里基本每年都有讲座活动,有些还会通过居委会的宣传栏告知。通常会卖些蔬菜清洁机、治疗心脏病的家庭氧气机,推荐办银行储蓄卡。但居委会通常会事先嘱咐居民,讲座知识可以听,若遇到推销产品,就不要购买。法华寺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一般很少同意举办讲座,如果有也会有工作人员现场盯梢,如遇推销,会立即制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表示,社区里的不规范营销活动,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常常打着卫计委、老龄委等下属机构的旗号,借助讲座等形式来推销产品。这切中了一些老年人的心理,加上老年人的甄别能力相对较低,上当、受骗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许多老人看来,能进入社区的讲座,都是可以相信的。从本质上讲,社区讲座绑架的是社区管理部门的信誉。”刘庆龙说。

社区管理有缺漏

现有社区管理水平、服务能力相对居民需求仍然滞后

社区讲座变陷阱,暴露了我国在城市社区管理上的漏洞。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肖尤丹指出,社区健康、理财讲座的出现,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社区居民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除了加强规范与管理,还应正视现有社区服务能力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差距。

肖尤丹说,按照我国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的模式,目前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管理的主体,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外,社区物业、业委会,对社区管理也负有一定责任。“但现实中,三者在社区管理方面有交叉,也有空白,而且责任约束也不刚性,否则这么多以公益性讲座、义务咨询、免费服务为幌子的非法保健品销售、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就不会如此猖獗了。”

他认为,采取健康讲座的形式展示、销售非法保健品、假药劣药,违反了我国《药品管理法》《广告法》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以理财讲座形式出现的各种类型的非法集资、违规保险和基金销售,则涉嫌违反我国关于打击非法集资、规范保险和基金营销管理的法律法规。但由于上述违法违规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社区居委会往往缺乏直接认定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管理权力,因此在管理与执法上存在难度,这也是一些不法分子选择以社区作为活动目标的原因。

“这类问题在中小城市更加突出。”肖尤丹提出,有些社区管理者与营销人员存在利益输送关系,所以默许这种行为。“也不排除部分社区为了收取管理费、场地费,来补偿社区日常工作开支不足,于是对营销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

“以前大家上班是工友、下班是邻居,家属院里都是熟人。居委会干部要么是退休的老领导,要么是家属,哪好意思组织假讲座骗熟人?现在就不一样了,对门姓啥你都不知道。有些事情,是居委会管还是物业管你也不清楚!”家住北京通州玉桥西里某小区的孙奶奶说。

肖尤丹说,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建设的加速,城市基层管理单元的“单位制”逐渐解体,被社区所取代。但新的社区管理形式与原有的居委会管理制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社区管理机构可能仅仅关注到了商业活动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却忽视了管理责任。”肖尤丹认为,目前我国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完善、更新。

“应该看到,居民确实需要社区健康讲座这类服务,如果社区本身没有能力提供,或者没能力在引入服务时把好质量关、厘清利益关系,就会造成社区服务鱼龙混杂的局面。”刘庆龙说。

“包括社区讲座在内的诸多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治理模式与经济社会结构不协调。”肖尤丹认为,相比大中城市,一些三、四线城市和新兴城镇化过程中建立的社区组织,社区服务能力更差,工作人员配置不足、素质不高。此外由于考核、激励机制滞后,基层社区管理组织缺乏主动服务的积极性。“现有社区管理和服务方式、手段都相对落后,难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就给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购买服务更高效

调动社会资源来提供社区服务,政府定标准、强监管

一方面,对“外来服务”的管理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居民切实需要的各种公共服务依靠社区自身无法实现有效供给。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

肖尤丹表示,关键在于让社区管理机构回归居民自治组织的本来属性,让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分离,建立利益冲突回避机制,在社区管理组织和提供社区服务机构之间明晰监督管理关系。同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社区市场化服务体系和社区义务服务体系。

据了解,自治是许多欧美国家的社区管理运行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并协调社区利益主体之间关系并为社区成员的参与提供制度保障。社区服务则由非营利性组织具体承担,政府根据服务成本和效果予以不同幅度资助。社区企业为居民提供私人化的市场服务和福利服务。

刘庆龙也表示,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应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他认为,香港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模式值得大陆借鉴。“在香港,社区服务工作大部分都由社工来完成,大学培养专门的社工人才到社区做服务。政府花钱购买民间组织的社区服务,同时充当评估、考察的角色。”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在社区管理方面,已经做出大胆创新、有益探索。比如,北京市2009年推出了“大学生社区工作者”计划,设立大学生社区工作站。2010年,首批千余名大学生走进社区,参与社区服务。2013年,深圳市在蛇口街道辖下的深圳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将社区服务外包给社会专业组织与专门机构,阻断相关利益输送。

“大学生社工确实给社区带去新鲜血液,大学生教老年人用电脑,与他们谈心,做了很多居委会做不了的事。但现实问题,社工的待遇非常低,管理也不规范,加上没有任何名分,职业并不受社会尊重。”做过社区义工的朱华认为,这两年来,社区义工队伍在不断萎缩,政府应提供一些费用补贴,同时加大对义工工作的正面宣传力度。

“很多正规的社会机构都看好社区服务的商机,很想参与进来,但目前囿于制度瓶颈,有劲儿使不上。其实,政府做不过来的,就应该调动社会力量弥补缺口,把自身精力放在定标准、强监管上,这才是避免类似社区讲座陷阱的有效途径。”刘庆龙说。(记者 喻思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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